正如Bowlby 所言，由于依恋关系被体验为如此必不可少，因而作为发展的情境，依恋关系的影响是如此强而有力。也如Ainsworth 所澄清的，恰恰是发展性对话（最初是非言语）中沟通的品质——它的包纳性、灵活性和情感调节的有效性——决定了它带来安全感或者不安全感的潜在可能。而且像Main 所证明的，我们早年的人际间对话被内化为工作模型和规则，用于调配我们的注意力，尤其塑造了我们对于体验的姿态。
在心理治疗中，跟童年时期的发展相似，对于体验的姿态，特别是那些充满了情绪的体验，是在依恋关系的矩阵中被塑造的——而且能够被再次塑造。有能力从体验中解除嵌入的治疗师的(或者父母)能够建立起一种关系，在这个关系中，患者(或者孩子)可以习得同样的能力。对患者和孩子而言同样如此，发展安全感和心智化的关键之处在于，在你体验到的关系中，那个依恋对象把你的心放在她自己的心里。在心理治疗中，这样一种体验取决于共情性调谐的治疗师的心智化姿态，这一点——如同敏感反应的父母一样——具有内隐的和外显的两个方面的维度。
内隐的心智化涉及到从直觉上不断解读非言语的情感线索——这是右脑的特长，它让我们可以根据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做出反应。当我们以相应的面部表情或者切换谈话语调的方式，来反射性地“镜映”患者的情绪状态时，我们就在进行内隐的心智化，这通常是在意识的觉知之外。以这种方式对行为进行自动化的解释和反应——即共情性的方式——对于培养出一种让患者感觉被感受到和被理解的关系而言，是必不可少的。
相反地，外显的心智化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，它借助“左脑解释者”的语言资源，有意图地对行为的意义及其心理学的基础进行反思，这常常会使内隐的变成外显的(比如，当患者某种愤怒的语调流露出他心怀怨恨时，治疗师对被患者否认了的愤怒做出点评)。无论何时，每当我们试图用言语表达自己在努力理解患者的体验，或者，就此而言，还有我们自己在治疗互动中的体验，我们就在外显地心智化，而且还邀请患者做同样的事。
确切地说，在一个感到越来越安全的依恋关系情境中，是治疗师的心智化逐渐提高了患者采用心智化姿态的能力，无论这种心智化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。同样，能够觉察的治疗师也能利用这个关系，培养患者自己觉察的能力。
如同稍早时谈到的，觉察是有“感染力”的。在另外一个平静和接纳的人的面前，我们自身更容易感到平静和有那么一点点自我接纳。作为治疗师，当我们能够进行觉察时，也常常发现患者跟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相遇。所有这些都是内隐地发生着的。我们也可以外显地邀请患者的觉察——比如，当我们建议患者跟自己当下的体验呆在一起，或者当我们提出一些问题，这些问题是患者离开对此时此刻体验的关注就无法回答的。无论何时，每当我们既没有把注意为引向已经发生的，也没有引向将要发生的，相反，而是引向现在正在发生的，我们就为患者进行觉察创造了机会。而且每一次，当他们能够带着察觉和接纳，“安住”在当下，他们就提高了自己觉察的能力。